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題目是“對企業家的偏見和敵視”。首先要說明一點，我這里講的“企業家”是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的群體，他們從事以營利為目的工商業活動，在人口中占少數，大概1%左右，而不是某個特定的企業家。企業家里有壞人，就像教師隊伍、警察隊伍、政府官員里有壞人一樣。但有意思的是，其他群體中出現某個壞人時，曝光的是有名有姓的個體，一般不會影響該群體的整體名聲，而企業家群體中如果某個人做了壞事，在好多人看來，就是這個群體的問題！這個現象本身，就反映了人們對企業家群體的偏見和敵視。

人們對商業活動的仇視和對企業家（商人）的偏見和敵視，在今天被稱為“仇富”，實際上是一個普遍現象。從古代到現代、東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概莫例外。

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鄙視商業活動，孔子對商人的評價也不高。圣經里說，愛錢是萬惡之源；讓富人進入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羅馬時代和中世紀的西方，商人不能從政，也不能被封為貴族。傳統中國社會，“士農工商”，商人在底層，更有“無商不奸”的說法。現代西方媒體上，“貪得無厭”似乎是針對企業家的專有形容詞；電影里的企業家形象，大部分是負面的；當有金融危機發生時，甚或討論環境污染和氣候變暖時，企業家經常被指控為罪魁禍首。

因此，“仇富”不是一個文化現象，中國人“仇富”，西方人也“仇富”。“仇富”也不是一個歷史現象，落后地方的人“仇富”，發達國家的人也“仇富”。

為什么人類歷史上存在普遍的仇富、仇視商業行動、仇視企業家的現象？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思考。“仇富”的背后一定有更深的根源。

有不少學者對這個問題做過探討，其中有幾位學者的觀點對我們思考這個問題很有幫助。

第一位是路德維希·米塞斯，他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反資本主義心態》就是專門研究人們的仇富心理的。

第二位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是米塞斯的學生，也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他有好幾篇文章涉及到這個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負》，這本書的第6章“貿易和貨幣的神秘世界”就是解釋人們為什么仇視商業活動。

第三位是美國杰出的黑人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他寫了《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這本書對知識分子的分析非常有助于我們理解人們的仇富心理，因為現代社會的仇富心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些知識分子灌輸出來的。

第四位是德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雷納·齊特爾曼，他也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和作家，出書20多本，其中有兩本對我們理解人們的仇富心理特別有價值，一本是《資本主義的力量》，另一本《公眾輿論中的富人》，分別出版于2019年和2020年。這兩本書目前還沒有中文版。

《資本主義的力量》、《公眾輿論中的富人》

基于以上四位學者的觀點和我本人多年來的思考，我將人們對企業家的偏見和敵視歸納為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心理學的；另一個原因是認識論的。心理學的原因是嫉妒心，認識論的原因是對知識的誤解。

嫉妒心在中國被稱為“紅眼病”。嫉妒別人就是眼紅別人。嫉妒扎根于人性中，每個人都有嫉妒心，盡管許多人羞于承認自己有嫉妒心。嫉妒心超越歷史，古代人會嫉妒，現代人也會嫉妒。嫉妒心也超越人種和國界，超越文化。白人會嫉妒，黑人會嫉妒，黃種人也會嫉妒；紐約人會嫉妒，北京人也會嫉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讀德國學者赫爾穆特·舒克的經典名著《嫉妒：一個社會行為理論》。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在于嫉妒心的程度不同，以及控制嫉妒心的力度不同。

嫉妒心可以定義為：一個人看到別人有但自己沒有并且渴望有的某種東西時，會產生一種不舒服的感受，甚至心生怨恨。引起嫉妒的東西包括財富、名聲、社會地位、美貌、才能、考試成績等。可以說，人與人之間的任何差別都可能引起嫉妒。比如說，別人的孩子上了好學校，你的孩子沒有這樣的機會，你就會心生妒忌。

嫉妒不同于羨慕。羨慕是自己想得到；而嫉妒是希望別人失去，無論自己是否能得到。所以，如果一個人的嫉妒心很強，當他看到富人破產，或名人出丑聞，或美女被毀容時，他會幸災樂禍。（有學者區分了善意的嫉妒和惡意的嫉妒。以此定義，本文針對的是惡意的嫉妒。但多數學者不贊同這種劃分。）

嫉妒心讓當事人感到不舒服。按照米塞斯的理論，人之所以行動，是基于對現狀的不滿。因此，為了釋放這種不舒服，人們就會采取行動。總結起來，嫉妒大致有五種解法：

第一，譴責社會不公平。當嫉妒者看到自己處于劣勢時，首先產生的是一種不公平感。我比你窮，不是因為我自己不努力或者沒本事，而是社會游戲規則不公平。憑什么我的孩子不能上好學校？憑什么你長得漂亮就受人關注？于是我就產生改變游戲規則、改變社會現狀的想法。（現實中不公正確實存在，但與嫉妒者譴責的“不公正”不同。）

第二，尋找替罪羊。人類普遍具有的一個心理特征是，自己的不幸都是別人所造成的，自己沒有責任。這個“別人”，就是自己不幸的“替罪羊”。替罪羊必須是少數人群，因為把特定的少數人作為替罪羊，容易集中火力，博得大眾的同情和支持。比如希特勒就把猶太人作為德國所有不幸的替罪羊。任何社會，富人總是少數，所以富人容易變成貧窮的替罪羊。我之所以窮，是因為那些有錢的老板（企業家）把錢賺了。

第三，占據道德制高點。財富有相對客觀的標準，容易度量，但道德卻沒有客觀標準，不容易度量，甚至每個人都可以宣稱自己道德高尚。由于這個原因，失敗的人很容易占領道德制高點：我之所以窮，是因為我道德高尚、為人正派、心地善良、看重感情；那些富人之所以富，是因為他們唯利是圖、貪得無厭、冷酷無情、損人利己、不講道德、欺詐、說謊、為富不仁。一句話，財富與道德是成反比的。我們常聽到“為富不仁”這個詞。但窮人就一定仁義嗎？不一定。就我的觀察，為富不仁者有，但為窮不仁者更多。那為什么有“為富不仁”這個成語，沒有“為窮不仁”的成語？答案與仇富心理有關。

第四，改變比較的領域。化解嫉妒心的另一個辦法是強調自己有優勢的領域，貶低別人有優勢的領域。因為不同領域通常是難以比較的，改變比較域有助于減少心理不平衡。比如你有錢，我不與你比財富，而是與你比幸福：錢不一定能買來幸福；你能力比我強，我不與你比能力，我與你比善良：善良比能力更重要；你長得比我漂亮，我不與你比相貌，我與你比智力：漂亮的女人通常都比較笨；如此等等。

第五，歸結為運氣。運氣是個人無能為力的東西。當一個人將別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失敗歸結為運氣時，通常就不會那么難受了。比如賭博或者買彩票，我輸錢了是因為我運氣差，這樣一想內心就釋然了。

以上五種解法，前三種解法導向主動的、進攻性的行為，改變社會的價值觀念，甚至引發“打土豪分土地”式的暴力革命；后兩種解法導向被動的、和平的行為，個人修身養性，不會對社會產生大的影響。

嫉妒心對人類行為和社會制度的影響遠遠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平均主義的理想很大程度上是嫉妒心的產物。計劃經濟就是改變傳統的游戲規則，滿足很多人均貧富的心理，因而也是嫉妒心的產物。每個人都吃一樣的、穿一樣的、住一樣的，誰也別有優越感。你比我富有，錢比我多，房子比我大，社會地位比我高。我的財產充公，我樂意，因為畢竟，你比我失去的更多。 

貧富是個相對概念。在這個世界上，無論每個人的生活多么富裕，富人總是少數。所以，嫉妒總是有對象的，平均主義在任何社會都有民意基礎。但平均主義的制度安排只能“殺富”，不可能“濟貧”，因為財富是創造出來的，你可以沒收已有的財富，但不可能沒收本來可以創造出來但沒有人愿意創造的財富。其實，“濟貧”本來就未必是目的。

嫉妒心也是各種政治運動的心理學基礎。看到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被拉下馬，被批斗、游街，被關進監獄，許多人會獲得一種心理滿足。

接下來的問題是，傳統社會也有富人，但他們并不遭受普遍嫉妒；相比之下，商人和企業家最遭人敵視。為什么？很大程度上與市場的運行特征有關。

嫉妒是基于相互比較產生的，沒有比較就沒有嫉妒。而比較就會有范圍，即你跟誰比。一般來講，人總是傾向于跟同類比較，比如跟同班同學比，跟左鄰右舍比。可比性越強，嫉妒心就越大。所以嫉妒通常發生在同類之間，比如中國人會嫉妒中國的富人，但不太會嫉妒美國的比爾·蓋茨和艾倫·巴菲特。計劃經濟時代，農村人也不嫉妒城市人，因為出生在農村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

能成為比較對象的人們之間一定不能有不可逾越的障礙。傳統社會是等級社會、身份社會，一個人的等級和身份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后天獲得的，所以不同等級的人之間不可比較。中世紀的貴族是歷史形成的。同等級貴族之間相互嫉妒，但平民不會嫉妒貴族，因為他覺得自己窮是命中注定。米塞斯就講過這樣一個例子：假如一名婦女對她丈夫抱怨說，“看你這個窩囊廢！如果你是一位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丈夫的回答讓她啞口無言：“如果我是公爵，我就不會娶你了”。正如米塞斯所說，“貴族的財富不是一種市場現象”，但企業家是市場現象。在市場經濟下，別人賺錢了但你沒有，這時候你在太太面前就會自卑。

這是因為，市場經濟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都有發財致富的機會，錢成了通用的財富度量單位，所以可比較的范圍就大大擴展了，不會像傳統社會或者小鄉村那樣限制在同等階層內。

現代社會，特別是在人員流動以后，幾乎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可以和任何人比較，哪怕是陌生人之間，過去沒法比，但現在可以比較了。于是人們就會想：“那個富人，小時候的生活環境和我一樣，甚至他的家庭條件還不如我，為什么他變得那么富有？”如果他是從父母那里繼承了一筆財產，那倒也罷，說明他不是靠自己。惱人的是，他白手起家變富了，而我沒有，這就會讓人很不舒服。因此，現在的企業家也更容易被人嫉妒。

市場經濟下任何人都有權利選擇做企業家，當企業家沒有制度障礙，但成功的企業家畢竟是少數，也就1%左右，而杰出的企業家只會占人口的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因此，企業家是社會問題“替罪羊”的最合適人選。罵企業家，說他們“貪得無厭”也好，“為富不仁”也好，即使不能得到多數人的喝彩，至少不會得罪多數人。

嫉妒的認知基礎是零和博弈思維。零和博弈意味著社會財富是一個固定的量，一個人所得就意味著另一個人所失，有人變富就一定是有人變窮。如果社會是正和博弈，那么嫉妒也就失去了大部分基礎，因為富人并沒有侵害窮人的利益，每個人都有致富的機會，別人能得到的你也有希望得到，只要你努力就行。

人們為什么一直保持著零和博弈的思維呢？這與人類的演化有關，美國經濟學家保羅·魯賓在《大眾經濟學》一文中，對此有過論述。在數百萬年歷史上中，人類社會沒有什么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資源非常匱乏，土地作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資源，面積有限，這塊地你種了我就不能種，所以長期以來我們就形成了零和博弈的思維，直到今天也沒從根本上改變，即使真實世界是正和博弈。 

敵視企業家的第二個原因與人們對知識的理解（誤解）有關，或者說與人們的“無知”有關。

人類進行很多生產活動，其中有些活動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如農民種地，春種秋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工人做工，從早到晚，出力流汗，把原材料變成產品。這些勞動付出每個人都看得見、摸得著，毫無神秘性可言。

然而，一般人搞不明白企業家為什么賺錢。企業家既不像農民那樣下地干活，也不像工人那樣出力流汗，憑什么腰纏萬貫？特別是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對物質形態的產品沒有做任何改變，為什么就能賺錢？唯一的答案是，他們靠賤買貴賣賺錢，既欺騙賣者，又欺騙買者。

有一個解釋是，人們不理解“知識”在財富創造中的作用。你是體力勞動，我是用知識進行勞動。如果人們能認識到企業家是用知識來賺錢倒也可以消除一些偏見，但問題是人們對知識的理解有偏差。 

古今中外，知識分子、有學問的人、讀書人都受尊重。中國人的說法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但通常人們理解的知識是書本上學到的知識、老師在課堂上教授的知識、需要花時間積累的知識。哈耶克稱這些知識為“科學知識”，博蘭尼稱之為“顯性知識”，索維爾稱之為“程序性知識”，我稱之為“硬知識”。

實際上，還有一種不同的知識，哈耶克稱之為“實踐知識”，博蘭尼稱之為“默性知識”，索維爾稱之為“平常知識”，我稱之為“軟知識”。這種知識不是來自書本或老師，也沒有辦法在科學上得到證明，甚至與你花多少時間學習無關。這種知識的最大特點是不容易編碼和傳播，只能擁有者自己使用。

對企業家來說，決定其成敗最重要的是實踐知識、默性知識、平常知識，或者說是軟知識，而不是科學知識、顯性知識、程序性知識、硬知識。后一種知識雖然重要，但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因而與此相關的工作甚至可以委托給專業人員去做。

企業家的軟知識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獨特的企業家能力，包括想象力、直覺、警覺性、視野、判斷、潛意識、交流能力、說服別人的能力、組織能力等。這種能力大部分人不具有；即使有，也不突出。

因為大部分人理解不了軟知識的重要性，所以企業家賺錢似乎就成了“無中生有”、“空手套白狼”，背后一定隱藏著魔法、欺詐和不道德的行為。于是，當看到那些小時候調皮搗蛋、從學校輟學的同學成了百萬富翁甚至億萬富翁時，有人就會心里不服氣：“我從小就是好學生，還留學讀了博士，但他反而賺得比我多。豈有此理！” 

把心理上的嫉妒和認識論上的無知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西方知識分子對企業家的偏見和敵視。這里講的“知識分子”，是指知識分子的主體，不是所有被稱為“知識分子”的人，更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學者。

按照托馬斯·索維爾的定義，知識分子是指生產和傳播理念的人，他們的最終產品是理念。大學教授是知識分子，但醫生和工程師不是，因為后兩者工作的最終產品是治病或完成某項工程，而不是理念。但像張文宏這樣的醫生，當他開始向大眾講授新冠防疫路線的時候，就成了知識分子，因為他在傳播理念。當然，我們也可以稱他為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還包括媒體人，他們主要是向大眾傳播理念。

知識分子是理念市場的主導者。我們生活于其中的輿論空間很大程度上是知識分子塑造的。一般人比較崇拜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有知識，但我這里要潑點冷水。英國作家、《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說過一句話：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識分子可能相信它，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普通人會愚蠢到相信這些理念。事實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紀50年代搞人民公社的時候，農民都覺得不可行，但一些知識分子覺得可行，大力鼓吹。

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導致這么大的災難，按照索維爾的解釋，是因為：第一，對理念的評價主要是在知識分子內部做的，不是由外部人做的。因此，即使很荒唐的理念，只要有足夠多的同行認為它能自圓其說，接受它，附和它，就會流行起來。

第二，與此相關，知識分子無須對自己理念的實施后果承擔責任，甚至在他們的理念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時候，他們在學術界的聲譽也不會受到影響。比如，薩特在德國學習哲學后于1939年回到法國，然后他告訴這個世界：法國與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區別不大。但即使在納粹德國垮臺后，薩特照樣是學界教主，受到全世界知識分子的崇敬。薩特不是一個特例。上世紀30年代大肆吹捧希特勒的著名知識分子很多，但很少有人后來向公眾道過歉。

這與企業家形成鮮明對比。企業家出售的是產品（或服務），他們的產品的評價者不是企業家個人，也不是企業家集體，而是他們的客戶。如果他們欺騙了客戶，即便不遭受牢獄之災，也會受到市場的懲罰。客戶不買賬，企業破產了，企業家損失的不僅是金錢和財富，而且還有他的聲譽！ 

知識分子的理念可能不正確，但這絲毫不影響它們的影響力。直到今天，大部分西方知識分子是市場經濟的批評者，對企業家沒有好感。或者可以說，西方知識分子總體上是偏左的。社會上許多關于企業家的負面形象都是左派知識分子精心塑造出來的。企業家與工人對立的理念就是知識分子灌輸給工人的，而不是普通大眾想出來的。按照雷納·齊特爾曼的說法，反資本主義是西方很多知識分子的“世俗宗教”。

西方左派知識分子對企業家的敵視，既與人類的嫉妒心有關（米塞斯，齊特爾曼），也與知識分子對知識的誤解有關（哈耶克，索維爾，齊特爾曼）。

讀書人一直是自負的。所以索維爾引用丹尼爾·富林的話說：“知識分子容易因為他們自己擁有的智慧而妄自尊大”。他們認為自己是“知識精英”，理應獲得更多的財富、更高的社會地位、更受人敬重。歷史上也確實如此。中國的讀書人好多經過科舉考試進入朝廷做官，有的可以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應了那句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但在市場經濟下，知識分子有了競爭對手——“商界精英”。商界精英讀書沒他們多，但賺的錢比他們多，所以知識精英對商界精英有一種本能的嫉妒、反感和怨恨。

知識分子傾向于認為，他們擁有的知識才是真正的、唯一的知識，他們所不知道的就不能算作知識。他們看不上企業家所擁有的軟知識、平常知識。市場經濟中，許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沒有接受過科學訓練，更不會用科學方法證明自己的觀點。即使有些企業家受過正規教育，也不大可能是班上的優秀學生。市場經濟中，這些硬知識不硬的企業家，比那些硬知識很硬的知識分子更富有、更神氣、更能呼風喚雨，社會地位也不低。如果企業家再表現得財大氣粗，讓知識分子感到捉襟見肘，甚至像個要飯的，這就更讓知識分子心理難以平衡。社會一定出了問題！

羅伯特·諾齊克指出，知識分子優越感的種子從兒童開始就種植下去了。從幼兒園到大學，好壞等級都是按照考試成績排序的，獎牌總是授予尖子生。怎么來到社會上，獎牌與學習成績無關了？為什么著名哲學教授的收入居然沒有一個雜貨店老板的收入高？研制導彈的居然不如賣茶葉蛋的？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乾坤大顛倒，市場經濟一定不公平。而一旦這樣的輿論多了，也會導致企業家開始自卑。這也是許多企業家想再讀個學位的原因之一吧！

進一步，如哈耶克所說，知識分子有一種“致命的自負”，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構建一個理想社會，有資格充當社會進步的向導。知識分子不喜歡自發秩序，因為自發秩序讓他們感到無用武之地。市場經濟是自發演化而來的，不是知識分子設計的。相反，計劃經濟是少數知識分子設計的，然后他們通過自己的著作和演講傳播給大眾，同時靠強權施加給社會。因而毫不奇怪，知識分子對市場經濟有一種基于“非己所出”的疏遠感，但對計劃經濟有“視同己出”的親近感。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市場經濟在與任何現存制度的比較中總是勝出，所以知識分子不愿意把市場經濟與其他的現實制度相比較。相反，他們總是想象一個平均主義的理想社會，然后把現實的市場經濟與他們的理想社會相比較，結果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是不如理想的烏托邦。這成了他們批判市場的依據。如索維爾指出的，左派知識分子有辭令技巧的天賦，擅長語言腐敗。他們用“關心窮人”“關心弱勢群體”“承擔社會責任”等一大堆詞匯圣化自己的理念，以顯示自己的道德高尚。

當然，即使對左派知識分子，我們也不應該懷疑他們的真誠，他們的錯誤更多地來自無知。但他們不知道自己的無知。他們既不負責政策的實施，也不對政策實施的后果承擔責任。他們制造的災難總是讓許多其他人付出慘重代價，他們自己卻毫發未損。

據我的觀察，中國知識分子對市場經濟的敵視沒有西方知識分子那么普遍和強烈。為什么？或許是因為中國知識分子在計劃經濟下生活過，計劃經濟下那種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讓他們記憶猶新，而西方知識分子從來沒有體驗過計劃經濟下的生活。

企業家的知識化會改變人們的偏見嗎？這個問題也值得思考。今天的企業家與30年前的很不一樣，與200年前的就更不一樣。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上過大學甚至擁有博士學位。北大、清華的畢業生中有不少人成為了杰出的企業家。

但這是否能改變許多知識分子對企業家的偏見和敵視？也許不能。因為同樣讀過大學的人中，成為企業家的通常是那些在讀書時并不優秀的學生，優秀的學生都去當教授或從事其他需要程序性知識的工作了。比如，物理學博士中有些人棄學從商，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學術上沒有前途，而那些學術上有前途的同學都去做科學家了，但他們賺得收入可能還沒有從商成功者的零頭多。因此，即便企業家擁有了更高的學位，知識分子也很難改變他們對企業家的偏見。 

經濟學家對人們正確認識企業家的最大貢獻，就是經濟學有助于將人們的認知從零和博弈轉向正和博弈，其中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貢獻至今無人企及。在亞當·斯密之前，普遍的認知是利己一定損人，賺錢就是不道德的行為。亞當·斯密讓人們認識到，在市場經濟中，利己不僅不損人，而且是利人的最有效方式；賺錢多少與道德無關，靠商業致富的人不再背負道德枷鎖。

但對現在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經濟學家也是有責任的。主流經濟學假定企業決策就是在給定約束條件下求解，是一個計算問題。這實際上又把財富解釋為一個由給定技術和資源決定的固定的量。進一步，根據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任何可欲的財富再分配都不會影響給定分配下的資源配置效率。如此一來，效率和平等可以分開處理了，最理想的模式是市場負責效率，政府負責平等。這樣的模式聽起來是很誘人的！

進一步，在經濟學的理性決策模型里，所有人擁有同樣的信息和知識，所有人可以獲得同樣的技術，所有人同樣聰明，實踐知識是沒有價值的，企業家是多余的，企業家所做的工作計算機就可以完成，經濟增長與企業家無關。在新古典市場范式里，資本雇傭勞動與勞動雇傭資本是等價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壞。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辦法解釋長期利潤的存在。事實上，在新古典經濟學里，利潤是市場不均衡、經濟無效率的表現，與企業家精神無關；長期利潤一定是因為存在壟斷，而壟斷是損害效率的，反壟斷不僅可以改進效率，而且有助于收入公平。

正因為如此，盡管經濟學家中反市場、敵視企業家的比例遠小于其他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懂得經濟學并不一定能免除人們對企業家的偏見和敵視。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寫的文章和書基本都是反市場的。在他看來，任由市場自由發揮作用，一定會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必須靠政府干預。 

人類的進步依賴于企業家精神的發揮，也就是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企業家精神要想得到有效發揮，人的嫉妒心必須受到抑制和化解，不能讓嫉妒之心變成嫉妒之行。不發達國家之所以不發達，與人們的嫉妒心沒有得到有效抑制有關。

如果一個人做的蛋糕所有人有福同享，那么就沒有人愿意做蛋糕。如果一個人做企業家，成功了就遭眾人嫉妒，每個人都可以瓜分他的財富，失敗了大家就幸災樂禍，那還會有多少人愿意做企業家呢？

如何抑制和化解嫉妒之心？可以從兩個方面努力：

一是從制度上抑制嫉妒。私有財產制度和法治是抑制嫉妒心最有效和最根本的手段。眼紅可以，但掠奪不可以！如果私有財產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嫉妒之心就會變成掠奪之行，企業家精神就會蕩然無存。

有必要強調，盡管嫉妒心經常披著“社會公正”的外衣，但這不意味著“公正”本身是不重要的。恰恰相反，公正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公正，就沒有市場經濟。 關鍵的問題是，什么是真正的公正？

在我看來，真正的公正是法律上的平等和人格上的平等。這樣定義的公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法律上的平等是每個人擁有同等的權利和自由，沒有任何人享有他人無法同等享有的特權。人格上的平等是每個人的人格得到同等的尊重，沒有人在人格上受到歧視。無論是保證法律上的平等還是捍衛人格上的平等，對私有財產的有效保護是至關重要的。侵害財產權是最大的不公正；賦予某些人特權也是不公正的。這樣的不公正與真正的市場經濟不相容。盡管個別企業家可能利用特權賺錢，但企業家群體同樣是特權的受害者，不應該成為“不公正”的替罪羊。嫉妒者要求的“公正”，才是真正的不公正。

二是通過道德規范抑制嫉妒。《圣經》將嫉妒列為七宗罪之一，規勸人們應該盡量避免嫉妒。許多不同的文化都有抑制嫉妒心的戒律，如中國人講的“無功不受祿”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就是這樣的戒律。

我們必須認識到，平均主義是嫉妒的表現，不是解決嫉妒的辦法。用平均主義的再分配解決嫉妒就如同火上澆油。赫爾穆特·舒克早就指出，嫉妒過程一旦啟動，就不會停止，嫉妒者總能發現嫉妒的新理由；越是平均主義的社會，人們的嫉妒心越強；你給予的越多，越是證明你的優越性，你失去的是多么微不足道。中國有句古語“升米養恩，斗米養仇”，講的就是這個道理。觀察表明，在福利國家，一個人想得到的總是大于他實際上能得到的；如果失敗了，他責怪的是父愛主義的國家，而不是自己。因此，福利國家一定是怨聲載道的國家。

為了減少人們對企業家的敵視，除了抑制嫉妒心，我們還必須改變認知局限導致的無知。這也有兩個方面的事情可做：

一是改變人們的觀念。在1985年發表的《企業家與觀念現代化》一文中，我列出十大觀念轉變，其中講到財富觀和勞動觀的改變對我們理解企業家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認為財富是一個固定的量（零和博弈）而不是一個可以創造的量（正和博弈），就容易把別人發家致富當作自己貧困的原因，容易得“紅眼病”，熱衷于搞階級斗爭；如果我們認為勞動就是出力流汗，不把企業家精神的使用當作特殊形式的勞動，我們就很難理解企業家為什么賺錢。

二是建立一個正確的市場理論。現在的主流經濟學里沒有企業家，因而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經濟學家有責任建立一個正確的市場理論，即以企業家精神為核心的市場理論。這樣的市場理論才有助于減少基于認知局限造成的對企業家的偏見以及反市場心態。為此，經濟學必須有一個范式轉變，把知識的分散性和主觀性當作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把分散知識的有效利用當作經濟的基本問題。惟其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理解企業家是如何創造財富的。

（本文首先由何又夕根據錄音整理成文字稿，2021年9月15日定稿。文中任何錯誤，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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